编者按：近期的大卡车司机之死一事，引发批评曰“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已经丧失”，甚而“要知识分子还有什么用”，不问环境如何的批评本身值得商榷，然而任何时代，知识分子应秉持良心而研究、而发声，都是毋庸置疑的，但应如何研究与发声却不是一件容易说清的事，是以章开沅先生说：
我要不断地讲话，不断地解说，不断地研究，不断地培养学生。我现在没有把我的工作限制在书斋之内，而是把我的活动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。就是说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，还要创造历史，还要干预历史，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。那才是真正的史学家！我想章开沅先生的这段话，不仅是说真正史学家所应具有的品格，而是对“何谓知识分子”的回答。史学的品格
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立的品格，历史极为悠久的史学当然也有自己的品格。
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是诚实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求实存真”，离开实与真，史学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。所以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说得好：“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，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。”（《历史学家的技艺》）
求实存真很难，因为史学不能讲空话，它必须以大量的实证工作为支撑。任何史学研究如果想具有原创性，就必须首先搜集应有尽有的相关原始资料，学者甚至不无夸张地称之为“竭泽而渔”。
史料的重要不仅在于量，而且更在于质，即其可靠性（真实性）。这就要“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”，即所谓考订精详地筛选辨析。因为任何以文字著述的史料，都是出自个别或若干人的手笔，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渗入主观性，如为尊者、亲者讳之类。即令笔者态度较为客观公正，而记忆错误乃至笔误、刊误之类也比比皆是。史学研究的原创性首先就表现为要认真看原始材料，仅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“二手货”，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。
但史料的考订与排比毕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步，第二步也是更重要的一步还是通过对史事的审视、思考、探索，最终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史识，即所谓“成一家之言”。章太炎说：“研精沉思，钩发沉伏；字字征实，不蹈空言；语语心得，不因成说。”他虽然说的是广义的国学，但对史学完全适用。更可贵的是他坦陈心曲：“今日著书易于往哲，诚以证据已备，不烦检寻尔。然而取录实证，亦非难事；非有心得，则亦陈陈相因。不学者或眩其浩博，识者视之，皆前人之唾余也。”并且自我反省：“往者少年气盛，立说好异前人，由今观之，多穿凿失本意，大抵十可得五耳。”（《再与人论国学书》）
其实，顾炎武早就说过这层意思，而且说得更为形象。其致友人书曾云：“尝谓今人纂辑之书，正如今人之铸钱。古人采铜于山，今日则买旧钱，名之曰废铜，以充铸而已。所铸之钱既已粗恶，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，不存于后，岂不两失之者乎？承问《日知录》又成几卷，盖期之以废铜。而某别来一载，早夜诵读，反复寻究，仅得十余条。”（《亭林文集》卷四）以亭林之博学多才，早夜诵读，反复寻究，一年辛苦“仅得十余条”。但慢工出细活，此乃《日知录》经历三百余年而魅力仍在的缘故所在。
史学之难不仅在于要掌握大量确切可信的史料，而且更在于把握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，对史事进行认知与解释。王国维对此体会很深，他说：“天下之事物，非由全不足以知曲，非致曲不足以知全。虽一物之解释，一事之决断，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，不能为也。而欲知宇宙人生者，虽宇宙中之一现象，历史上之一事实，亦未始无所贡献。故深湛幽眇之思，学者有所不避焉，迂远烦琐之讥，学者有所不辞焉。事物无大小，无远近，苟思之得其真，纪之得其实，极其会归，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。”（《国学丛刊》序）这些话语都是大学问家的肺腑之言，而为世俗庸众所未必理解，所以观堂才劝真诚治学者不要在乎什么“迂远烦琐之讥”，并且不要逃避“深湛幽眇之思”。明乎此，才可以深入理解他所提出的三个境界：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断天涯路”；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；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治学诚然艰苦，但苦中又有乐，经过锲而不舍的穷究而终至豁然贯通，那就是最大的欢悦。
史学是极为古老的学科，从总体上来说又是相当成熟的学科。正因为如此，历代史学评论对史学家都提出很高要求。唐代刘知几认为：“史才须有三长，世无其人，故史才少也。三长：谓才也、学也、识也。”（《旧唐书·刘子玄传》）清代章学诚也肯定刘氏“三长”之说，但更为强调“史德”。他说：“能具有史识者，必知史德。德者何？谓著书人之心术也。夫秽史者所以自秽，谤史者所以自谤；素行为人所羞，文辞何足取重？……而文史之儒，竞言才、学、识，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，乌乎可哉？”（《文史通义》卷三）
章氏突出史德的重要，是由于当时已出现学风败坏现象。他说：“且人心日漓，风气日变，缺文之义不闻，而附会之习，且愈出而愈工焉。在官修书，惟冀塞责；私门著述，苟饰浮名。或剽窃成书，或因陋就简。使其术稍黠，皆可愚一时之耳目，而著作之道益衰。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，则闻见之广狭，功力之疏密，心术之诚伪，灼然可见与开卷之顷，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，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。”（《文史通义》卷三）如果联系现今的学风状况，这段话简直是为我们说的。他所说的“自注”，不仅说明“取”材的出处，还要说明“去”材的缘由，这样才可以表现出作者真实的学养、眼界和功力。而把“自注”提高到“心术之诚伪”来看待，这与现今所讨论的学术规范更是一脉相承。
综上所述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：
一、史学的品格首先是诚实，这是学科的本质所决定的，也是中外古今一切真诚的学者的共识，并非任何人主观强加的苛求。史学如同一切其他学科一样，都是老老实实的学问，来不得投机取巧，更容不得半点虚假。
二、史学研究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独特的途径，不管理论和方法如何演进变化，与其他学科如何渗透整合，实证毕竟是最主要的基础与支撑。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实证功夫，任何宏伟的“学术巨构”都会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，或许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，但很难维持长久。
三、学风总是与世风联系在一起的，政治压力与金钱引诱往往会破坏学术的健康发展。商品大潮的冲击诱发学风浮躁，粗制滥造，乃至不惜剽窃以欺世盗名。然而我却认为学风应为世风的先导，学风为社会良心之最后寄托，如果世风坏而学风未坏，这个社会还有希望；如果学风随世风而俱坏，这个社会就不可救药了，此之谓哀莫大于心死。贵在通识
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有《释通》一文，曾谓“《说文》训通为达，自此之彼之谓也。通者，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”。内篇五《申郑》一文又云：“郑樵生千载而后，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，而知作者之智，不徒以词采为文，考据为学也。于是遂欲匡正史迁，益以博雅；贬损班固，讥其因袭。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，运以别识心裁；盖承通史家风，而自为经纬，成一家言者也。”章学诚虽然是侧重通史体例建言，但亦不乏涉及通识之议论，因为体例与内容固密不可分也。如所谓别识心裁，自成经纬，均与司马迁“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寓意相近。
梁启超在谈史学革新时亦曾强调通识之重要，指出：“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，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，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，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。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，而必有待于各学科之专门家分担责任。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。专门史多数成立，则普遍史转易致力，斯固然矣。虽然，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，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，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，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，而整个的文化，始得而理会也。”（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）稍后，在讨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时，他又强调要把学者之著述及言论、政治家活动之遗迹、法典及其他制度、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证察时代背景及时代意识者四类资料，“全部贯穴熔铸之”（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）。
梁氏所谓通识，也是就通史（普遍史）而言，但同样适用于整个史学研究。他强调的要发现“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”，实系一种泛指，既包括纵向的前后连续性，也包括横向的相互关联性等，只有超越相关各类专史而又加以“贯穴熔铸”始能得之。我所接触过的一些老辈学者，经常强调纵通、横通、中外古今法、东西南北法，大抵都是这个意思。而时下一些海内外学者所运用的系列研究或系统学方法，与此亦有相通之处。据我切身体会，专则易入，通始能出。若无深入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，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，如木无本。但史家如缺乏通识，亦易流于支离破碎，乃至成为饾饤之学。
通识诚然可贵，但形成亦殊不易。章太炎在《菿汉微言》跋中曾自述思想变迁之迹，其中就特别谈到会通问题。自称少时治经，谨守朴学，只能在文字、器数之间略有疏通证明；博览诸子，只能随顺旧义略识微言，涉猎《华严》《法华》《涅槃》诸经也未能“窥其究竟”。及至年6月入狱，囚系上海三年，专攻法相、唯识佛学，始知其契理契机与朴学相似。由此得窥“大乘深趣”，深感佛学尤胜于晚周诸子。年出狱东渡，编辑、讲学之余，又复钻研古希腊与近代德国诸哲人著作，同时还向流亡日本的印度学者求教，对古代印度地区的哲学流派有所了解。其时太炎正为诸生讲解《说文解字》，历览清代各家解说均未感满足，终于在翻阅大徐本（北宋徐铉校订本）《说文解字》十几遍之后豁然贯通，理解了语言文字的本原。由是再攻古文经典，往往可知其微言大义，而所见乃与传统笺疏琐碎者相殊。以后又为诸生讲《庄子》，间用郭象等注疏多不惬心，遂深入阐析《齐物》，并与瑜伽、华严相互印证，顿觉“千载之秘，睹于一曙”。旁及荀、墨，亦能寻绎其精奥。年至年被囚于京师龙泉寺，“始玩爻象，重籀《论语》”，乃知“故唯文王为知忧患，唯孔子为知文王”。又以庄证孔，居然可明“耳顺”（“六十而耳顺”）、“绝四”（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）之真谛，乃悟儒、释、道三家相异而终于相通。
太炎虽系自述思想变迁轨迹，但却可视为通识形成之一个案，且对史学家亦有重要参照意义。年以来，我国高校史学教育受苏联影响颇深，专业分工过细，课程设置单调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都较划一而呆板，所以很难形成严格意义的通识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始注意历史学科内部之中外古今相通，与历史学科同其他相关学科之相互渗透。但现今治学又多失之于功利主义太重，著述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，或过于急切追求社会时尚，通识之意亦唯少数学者言之，而言者谆谆，听者藐藐，通识通才之难得更甚于往昔！但今后史学之发展，仍然呼唤通识与通才，有抱负的年轻历史学者需要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。治学不为媚时语
顾炎武与友人书曾云：“尝谓今人纂辑之书，正如今人之铸钱。古人采铜于山，今日则买旧钱，名之曰废铜，以充铸而已。所铸之钱既已粗恶，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，不存于后，岂不两失之者乎？承问《日知录》又成几卷，盖期之以废铜。而某自别来一载，早夜诵读，反复寻究，仅得十余条，然庶几采山之铜也。”（《亭林文集》卷四）以“采铜于山”与买旧钱以铸劣币相对照，与焦裕禄“别人嚼过的馍不香”寓意相通；就史学而言，则如同章学诚所云“笔削谨严”“别识心裁”，然后庶几能得佳作。以亭林之博学多才，早夜诵读，反复寻究，一年“仅得十余条”，此《日知录》所以历经三百余年而魅力仍不稍减。
真正的学者与真正的科学家、艺术家一样，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。工作对于他们来说，奉献更重于谋生，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。唯有如此真诚，才能不趋附、不媚俗、不作违心之言。也只有这样的心术，才能获致“秽史自秽，谤书自谤”这样的觉悟。而现今专事剪刀糨糊、电脑拼接，剽窃之法日巧，附会之习愈工，以出书多而且快自炫之徒，对此能无愧作？
对真善美的追求，不仅需要毅力，需要胆识，更需要大无畏的气概。孟子曰：“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与民由之，不得志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这是我国数千年来士大夫的优良传统，也是真正的学者区别于政客、市侩的根本特征。真实是史学的生命，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，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刚直的浩然之气。
楚图南前辈为戴震纪念馆题诗云：“治学不为媚时语，独寻真知启后人。”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我常以此语自勉并勉励青年学者。我认为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，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。史学不是政治的婢女，更不是金钱的奴仆。优秀的史学是民族的文化瑰宝，而且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，流传于千秋万载，这就是真诚的历史学者终生追求的学术永恒。尽管史学在社会上暂时受到冷落，但历史学者千万不可妄自菲薄，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，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。我深信，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，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存在，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。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何止一个，有的是一批乃至一大批。勇敢地迎接权势与金钱的挑战吧，史学与史学家们。推荐阅读：本文选自北京出版社出版大家文丛《走出中国近代史》章开沅著，年4月1日发表于《中华读书报》，发表时标题为《真正的学者，要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》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转载请注明：http://www.biaozhicarc.com/zllbb/8529.html
